规矩镜是汉代流行的一种重要铜镜类别,盛行于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时期。其典型特征是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常见的一种形制是镜中央有一圆钮,钮外有方格,方格外有“规矩纹”,其间有“四象”、“羽人”、“瑞兽”等纹饰,有的还有铭文。
有人认为“T、L、V”形纹饰代表的是测量工具“规”和“矩”,故得名规矩镜。而近年来很多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这种纹饰实际上是博局纹,因此规矩镜又被称作“博局镜”。也有人将规矩镜与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地平式日晷、明堂辟雍等物联系起来,给出了其他解释。
实际上,规矩镜作为一种汉代盛行的铜镜类别,有多种不同的纹饰形制,其背后内涵也应当是复杂的。本文将尝试根据笔者收集到的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归纳规矩镜纹饰的潜在含义。
两汉是铜镜的繁荣期,铸镜技术和铸镜业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反映在形制上,不仅有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星云纹、连弧纹、四神、禽兽等多种图案纹饰;还有表达相思、祝福、赠答、神道思想等的多种铭文。规矩镜也不例外,包含了上述的多种类别。昭明(赵丛苍)曾对陕西凤翔出土汉镜作出举要,其中涉及到规矩镜的就有上大山四神规矩镜、尚方四神规矩镜、禽鸟规矩镜、神兽禽鸟规矩镜、简式规矩镜多种。[1]
刘俊艳在段清波教授的指导下,对带有“T、L、V”形状的“博局镜”进行了分类。我将此研究结果归纳在了下表内。[2]
大型 | 分型 | 主要特征 |
A型
四神博局镜 |
“TLV”图像和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分布于镜背四方,钮座由柿叶纹和圆形两种。 | |
Aa | 钮座外有双线正方形框,且方框内四角无纹饰或饰有小叶纹、花苞纹等简单的纹样装饰。 | |
Ab | 钮座外为圆形条带,内饰折绕乳钉纹和云纹。 | |
Ac | 钮座外、方框内以十二乳钉、十二辰地支铭或十二鱼形纹穿插装饰其间。 | |
Ad | 圆形钮座外、方框内为不明图像。 | |
B型
禽兽博局镜 |
主纹区由“TLV”图像和青龙、白虎、朱雀、玉兔、异兽、狮、豹、玉兔、芦雁、西王母或羽人等构成,有圆钮座、柿蒂纹钮座和八瓣花纹钮座三种,座外双线方框的内部四角饰以小叶纹、花苞纹、折绕乳钉纹、禽兽纹和铭文等。 | |
I式 | 镜缘无纹饰。 | |
II 式 | 镜缘上有纹样装饰,如波折纹间饰连珠纹、云气纹、菱形草叶纹或禽兽纹等。 | |
C型
禽鸟博局镜 |
其主纹区是完整或简化的“TLV”图像与禽鸟纹,镜缘一般饰以波折纹、辐射纹、锯齿纹和弦纹,此型数量较少。 | |
Ca | 主要特征为“TLV”图像尚且完整。 | |
Cb | 主纹区中的博局纹被简化。 | |
E
龙凤博局镜 |
龙凤纹和“TLV”图像组成。 | |
F
素地博局镜 |
镜背主纹区为“TLV”图像。除“TLV”图像、与“V”相对的四个乳钉外,并无其余纹样装饰。 | |
G
蟠螭博局镜 |
主纹区由“TLV”及蟠螭纹构成,间或饰有云雷纹等地
纹。 |
|
Ga | 钮座外饰以矩形铭文带。 | |
Gb | 钮座外饰以乳钉纹。 | |
H
草叶纹博局镜 |
草叶纹博局镜,有连峰钮和圆钮两种,镜缘均为十六连弧纹。 | |
Ha | 钮座外为矩形方框。 | |
Hb | 钮座外为圆形弦纹。 | |
I
花乳博局镜 |
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格,方格四边中间向外延伸出一“T”形纹,分别与四个“L”形纹相对,方格四角与四个“V”形纹相对,在“TL”和“V”形之间各饰有一绶带花座乳。 | |
J
云纹博局镜 |
由“TLV”图像及云纹构成,近缘处饰以短斜线纹、锯齿纹、波折纹等。 | |
Ja | 钮座外有方框,方框内四角饰以小叶纹、花苞纹等。 | |
Jb | 钮座外有圆圈带,带间饰以乳钉、云纹。 | |
Jc | 钮座外以一条圆形弦纹与主纹区相隔。 | |
K
几何纹博局镜 |
Ka | 钮座外以方框与主纹区相隔,框内四角填饰小叶纹、花苞纹等。 |
Kb | 钮座外以一条圆形弦纹与主纹区相隔,主纹区由“T”形纹、乳钉纹和点、短线等几何纹构成。 | |
L简式博局镜 | 主纹区主要由“TLV”图像的局部构成。 | |
M变形博局镜 |
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形态特征是规矩镜的铭文。孔祥星、刘一曼在《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中有所整理,我简要归纳如下。[3]
从上述资料的整理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规矩镜作为汉代铜镜的一大门类,其形制并非单一的:既有“尚方”官营所作,又有私营作坊“王氏”、“朱氏”所作;其纹饰涉及到四神纹、禽鸟纹、云纹、草业纹等主流纹饰;铭文中既有美好期望,也体现了“上大山、见神人”的神道思想。因此,笔者认为在探讨规矩镜图像含义时,可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个图案的含义可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二是不同纹饰组合的铜镜所表达的含义可能是复杂的。
二、形制纹饰的含义
关于规矩镜形状纹饰的含义,我们应当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规矩镜的独有特征,即“LTV”纹饰和内圆外方的基础布局,这是决定规矩镜性质的本质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不同纹饰、铭文、风格的铜镜所表现的其他文化、思想上的内涵。
(1)测量工具
“规矩”实际上指的是“规”和“矩”,它们分别是古人用来测量和画图的两种工具。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规和矩的象形字,所以它们最迟在商代已经出现。
董鸿闻等认为,V和L形图案分别代表“规”和“矩”,T形图案则代表另外一种测量工具“准”。之所以将测量工具的图像绘制在铜镜中与人们对上古神话人物的崇拜和匠人对测量工具的重视与喜爱有关。[4]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实在是过于牵强。
(2)博局
目前来说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规矩镜背后的图案即是博局的图案。因此有很多文献中并没有出现“规矩镜”一词,而是直接用“博局镜”代指。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的论断依据为规矩镜上的图案与目前已发现的博局图案极为相似(如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博具),并且都有“T、L、V”的纹饰特征,同时他们通过更多发现与研究加强了规矩镜与博局之间的联系。
周铮认为,一些人之所以不能接受将“规矩镜”改称“博局镜”可能是存在两方面的顾虑,一方面是约定成俗的传统难以更改,另一方面六博棋局是方形的,而规矩镜是圆形的,二者形状不一。他通过出土的规矩镜中具有“刻具博局去不羊”等铭文认为,六博不单单作为一种棋具,应当还具有其他内涵(如辟邪),规矩镜选用博局图案也是出于这样的因素。[5]
东海尹湾汉墓群出土了一具写有“刻治六博”字样的鸟兽规矩镜,程志娟认为这是对规矩镜为博局说的有力证据。同时她认为六博与占卜有一定联系。[6]
赵战护认同六博与占卜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这与天象观测有关。铜镜,或作为日常用具,或作为明器,其背面的文字和图案都包含着人们祈福祛灾的愿望,当时流行的博局占图案便成为选择之一。[7]
(3)日晷
周铮、赵战护等人都将规矩镜、博局上的图案与日晷上类似的图案联系了起来,但不同于他们认为是规矩镜效仿了博局,余骏认为日晷的形制和纹饰是博局纹和规矩纹的共同之源,因此规矩镜应当改称“日晷式”镜。规矩镜的形制纹饰与日晷上体现的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文历法和天文观测传统和其他文化因素有关。[8]
(4)明堂辟雍
王莽时期制作过一种四神规矩镜,上刻有铭文“新兴辟雍建明堂,然于举土列侯王,子孙复具治中央”,有人将其称之为“新兴辟雍明堂规矩镜”。
在汉长安城南郊考古发现了明堂辟雍遗址,大体形制是:外有一圜水沟,四面各有一长方形水沟,圆圈内有方形院落,院落中间有建筑基址。这个建筑布局与规矩镜后图案布局非常相似。不过以此将规矩镜与明堂辟雍联系起来的观点并不多见,只在《秦汉考古》课程中由任萌老师所提到。并且如果规矩镜所描绘的就是明堂辟雍,但这就不能解释“T、L、V”形纹饰存在的含义了。
关于第二方面,也就是规矩镜不同纹饰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1.天文观念
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规矩镜的形制纹饰与先民的天文观念有联系,亦有观点认为规矩镜的图案实际上是人们对天道运行法则认识的直观体现。笔者认为规矩镜中与天文观念有关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宇宙观。古代主要有三种宇宙模型,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规矩镜是圆形的,可能代表“天”,里面有方框,可能就代表“地”,符合“盖天说”的主要观点。此外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正值盖天说与浑天说的争论期,浑天说越来约越得到认可但还不能说已经占主流。因此符合盖天说形制的图案继续沿用似乎是可行的。
二是四象。在所有规矩镜中,四神规矩镜占有重要地位。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称“四象”。人们把黄道附近的天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每宫七宿。虽然“四神”是汉代铜镜的一个主要纹饰之一,但是在规矩镜中的大量使用也进一步印证了其与天文观念的重要联系。
三是纪年。有的规矩镜上刻有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十二地支,说明与天文纪年有关。
2.神道思想
有的规矩镜中有“上大山,见神人”的字样以及羽化登仙图,展现了人们对自由浪漫、无拘无束的神仙世界的向往。
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四象、天干地支都体现了道教的“五行”学说,因此这种类型的规矩镜可能较多体现了道教理念。[9]
三、总结和探讨
在前文中我们总结了汉规矩镜的形制特点以及目前为止我们对图像含义的认识。前面提到,因为汉规矩镜数量多、形制复杂、铭文所表达的期望也各异,所以我更倾向认为其所体现的核心实物应当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从这方面看,测量工具、日晷、辟雍明堂似乎都不太适合,博局则较为恰当。
不过我们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1. “TLV”纹饰虽然是规矩镜区别于其他铜镜的显著特点,但这绝非为规矩镜或者博局所独有,六博、铜镜、《博局占》简牍、压胜钱、陶器等都存在“TLV”纹饰的器物。关于此纹饰的含义,应进一步探讨。
2.笔者注意到,有文献指出唐代出现了一些早期风格铜镜,以模仿汉代铜镜风格为主,其中规矩镜占有很重要的一大比例。更多关于唐代仿古铜镜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揭露人们对该铜镜的认识。[10]
- 昭明.陕西凤翔出土汉镜举要[J].文博,1995(03):94-104. ↑
- 刘俊艳. “TLV”图像的发展演变研究[D].西北大学,2019. ↑
- 孔祥星,刘一曼 . 中国古代铜镜[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 董鸿闻,梅兴铨,张应虎等.规矩镜和汉代的测量技术[J].考古与文物,1995(06):63-65. ↑
- 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J].考古,1987(12):1116-1118. ↑
- 程志娟.汉代规矩镜与六博[J].东南文化,1997(04):119-121. ↑
- 赵战护.试论博局镜的命名问题[J].文物春秋,2010(06). ↑
- 余骏. 也谈规矩镜——兼论日晷及博局[C]//中国收藏家协会,湖北省收藏家协会,湖北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湖北 荆州)论坛文集.[出版者不详],2007:63-73. ↑
- 李昱盛.“四神镜”中四神与铜镜关系探究[J].艺术科技,2016,29(08):234+31. ↑
- 李彦平.唐代复古风格铜镜[J].中原文物,2015(01):9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