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摩西·芬利看雅典民主政治[1]

摘要:一些观点认为,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与发达的商业有关,雅典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体现了“主权在民”“轮番而治”的特点。但雅典民主仅是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也极易导致民主泛滥,体现着诸多局限性。摩西·芬利(1912-1986)是西方极具影响力的古史学者,主要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内的“古代世界”,其学术观点颇具开创性。本文通过对比芬利的观点,从雅典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实质、统治阶级、有效性等方面出发,探讨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些热门问题。

关键词:雅典民主 古希腊 摩西·芬利 民主制度

雅典的民主政治一直是史学界比较关心的内容。在高中阶段,也是历史学教学的重点。在未进行新高考课程改革前,传统教学一般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与其发达的工商业密切联系,希腊半岛地形多山,拥有许多优良港湾,造成了航海和贸易的繁荣。与此同时,雅典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直接民主”,虽然提供了民主政体的典范,但极易导致民主泛滥,造成城邦秩序的混乱。这是高中历史课带给我们的观点。当读完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了解其著作《古代世界的经济》后,我对雅典民主制度产生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看法。本文也主要从芬利的观点出发,简单谈论一下雅典民主政治。

摩西·芬利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他出生在美国,后因被指控组织共产主义活动而被迫移居英国,此后一直在剑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领域是古代希腊,或者说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整个古典社会。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著作中也透露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奴隶制度”等方面。他认为只有古代的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僭主制的斯巴达和帝制时代的古罗马,都不称为“政治”;而对于亚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抱有一种近乎鄙视的态度。对于雅典民主政治,他最为称赞。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希腊人‘发现’了民主,还发现了政治。雅典人是第一批系统思考政治的人”[2]。在它眼里,雅典民主政治似乎就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制度。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愿意凭借自己现在的知识和能力,探讨一下雅典的民主制度。

 

一 雅典民主的经济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者们也通常把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来研究政治。例如在古代中国,以家庭为单位、农业与个体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希腊民主制度的产生也一定有其独特的经济原因。在社科院组织编写的《古代民主共和制度》一书中,编者把学术界关于古代民主制度产生原因的看法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

  1. 发达的工商业;
  2. 发达的奴隶制度;
  3. 军制改革;
  4. 航海业、殖民活动和海军;
  5. 地理环境和民族习性。
  6. 也就是该书编者的观点,认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3]

诚然,雅典较早就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行动,工商业必然在其经济中占据重要因素。但是这本书所总结归纳的观点中却缺少了另外一个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营方式——农业。

对于农业的忽视,似乎也有情可原。首先,雅典作为所谓的“海洋文明”的典范(暂不论正确与否),一提到雅典立马就会想到其工商业和航海技术的发达,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本质的区别;其次,雅典本身就缺乏成为优秀农业区域的必要条件。从气候上看,希腊半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区域,冬季温和冬雨,夏季炎热干燥,雨热不同期的环境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从地形上,希腊半岛以山地为主,平原面积狭小,不具备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区。有学长认为,正是因为农业条件的缺乏,造成了粮食的短缺,从而使雅典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商业。

针对雅典的经济,芬利认为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它们都是农业社会。他将整个希腊和罗马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财富,社会和经济史,首先是相同的历史、农民的历史。“他赞同韦伯的观点“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和社会地位,而非经济自身。”同时,他在剑桥大学的同是琼斯(A.H.M. Jones)也指出“雅典人的大多数是拥有土地、家庭中等的小所有者,很少成为商人。” 在现代,复旦大学的黄洋也提出“如同古代社会的其它文明一样 , 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 , 其农业特征反 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4]

对于雅典农业与政治制度的联系,芬利在《古代世界的政治》这本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那就是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的梭伦改革。梭伦改革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以区别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梭伦改革等级判定的标准并不是按照工商业积累的财富,而是按照年收入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将农业收成作为衡量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可见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在古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中,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身份是占有土地的前提,而占有土地又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农民往往由于拥有一小块土地,才有资格成为城邦公民集体的一员。古希腊的农业与社会地位密切联系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古典时代的《荷马史诗》中就有对农业的推崇。从事农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大量奴隶也用于农业生产。在雅典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问题上,农业必定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当然,现有史料也表明雅典确实存在粮食危机,粮食问题是城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似乎这更能体现出对农业较高的依赖性。虽然地中海气候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但是也为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优渥的条件,从而促进了产品的出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从这方面看,农业依然是雅典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二 雅典社会的阶级和民主制度的受益者

芬利在《古代世界的政治》说“国家是利益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场所”。可我觉得单纯这么说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冲突的双方或多方必然会有一方占主导地位,成为统治阶级,另外的一方或多方则成为被统治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利益。

毫无疑问的是,雅典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奴隶和其他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像芬利自己所说,奴隶具有三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概括起来即为:作为主人的财产,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和人身人格的控制权;这种丧失具有时间上的无限性;被剥夺了亲属权。芬利同时也认为,即使努力收到所谓的“人道”对待,并不能认为奴隶制本身发生改变,而是作为奴隶制度的组成部分。

毋容置疑的是,雅典将大量的奴隶、外邦人、妇女排除在民主的范围之外。芬利虽然同意“雅典民众是把大量奴隶人口排除在外的少数精英”;但又指出“雅典的社会结构远非这种自由人与奴隶二分法可以加以解释的。我们在接受这种雅典的民众的精英主义提供的经验与我们的经验无关的说法之前,必须更仔细的考察雅典少数精英群体即民众或公民群体的构成。”显然,芬利并不希望在奴隶问题上做过多的论述,在介绍雅典民主政治的时候也自觉将奴隶等未享有公民权的阶级排除在外。我们在接下来也单独讨论公民阶级。

即便如此。公民阶级能称得上雅典的统治阶级吗?雅典民主制度的创立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吗?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早的希腊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早期国家一致,是实行君主制的。在公元前8世纪,王权衰落,贵族政治取代君主制。氏族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剥削着平民,激化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公元前594年,没落贵族出身的梭伦担任执政官,进行改革。他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恢复了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设立4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实行财产等级制度。梭伦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由贵族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权利逐渐被削弱,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从财产等级制度来看,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必然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利。梭伦改革并不是对传统政治的完全否定,其目的是调和贵族和贫民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不彻底性。到了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希庇亚斯时期,他们成为了雅典的僭主。庇氏父子虽然巩固了梭伦改革的成果,但未能很好地平衡社会矛盾。最终,被放逐的雅典贵族家族勾结斯巴达势力将其放逐。接下来是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他建立十个地区部落选区、五百人议事会和十将军委员会,开创了陶片放逐法,雅典民主政治初步确立。此后,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经过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所领导的改革得到鼎盛。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被斯巴达所控制。雅典民主政体被推翻,开启了“三十僭主”的统治,许多公民的权利被剥夺,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民主政体。此后虽然民主制度得以恢复,但“辉煌的时代”早已终结,民主制度逐渐走向衰亡。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社会势力的较量的过程。当对立双方的诉求都得到一定的满足,并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么社会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会造成争斗。

其次,雅典贵族阶层在政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实现对某些方面的垄断。最能体现贵族垄断的即为教育方面。虽然普通民众有机会通过参与城邦政治活动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但是只有贵族出身的公民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系统的、识字性的而不是通俗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拥有更高的“权威”,也垄断了对法律的解释。那些收到教育的富家子弟也可能成为未来的“寡头”。同时,很多执政官出身于贵族之家,他们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贫民的利益,但也不愿根本上铲除贵族的势力。甚至有的执政官在实际上形成了对雅典政治的长时间控制。像是伯利克里长期把持着雅典的军政。修昔底德称他是雅典的“第一公民”,雅典政治体制只是 “名义上是民主制,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这无疑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贵族传统。然而,为什么平民能心甘情愿的接受贵族等精英阶层的统治呢?芬利认为“古代城邦的穷人公民由于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帮助,由于城邦并不进行日常征税,所以国家开支在非战争状态下基本上由富人承担,富人通过公益捐助的方式减轻了穷人的负担。同时,城邦通过津贴制的方式给穷人提供了永久性的生存危机保障。这实际上形成了富人阶级对于穷人阶级的集体性庇护”。我认为,这些举措加强了人们对贵族等精英阶层及其统治权的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淡化了社会本质上的不公。

当然了,无论如何,在古代专制制度作为主流的背景下,雅典民主政治都具有创新性意义。至少在名义上,贵族与普通群众都是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就像芬利所说“农民,小店主和工匠,他们与受到完整教育的上层阶级一样,都是公民。这样的人作为全权公民被纳入政治共同体,在当时是吃惊的创新”。(16页)芬利认为与今天西方民主中所出现的“政治冷漠”现象相比,雅典民众有更强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无论如何,与专制统治下独裁君主的臣民相比,雅典公民是比较幸运的。

 

三 雅典民主制度的有效性

一个政权能够长久的存在,必然需要完善且稳定的政治制度来维护有效统治。雅典人建立的民主政治同样拥有一套完善的措施。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制度到底能不能有效维护雅典国家的利益。

在展开这个问题的论述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雅典社会的一些特点。芬利在著作《古代世界的政治》中指出“雅典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是一个地中海式的社会”。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这个社会主要依托口语而非书面语言,社会中缺乏大众媒体,领袖和群众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二果是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体在现直接民主、抽签选举方面。

雅典的这种社会特点是因为其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的性质所决定,并不具有普适性。在广阔的帝国中,缺少媒体的书面沟通,让所有成员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雅典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问题,二是所谓的暴民政治、民主泛滥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雅典政治机构的组成主要有以下部门:

  1. 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利机关,享有最高的权利,也是唯一的立法机关。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与公民大会。
  2. 五百人议事会是依附于公民大会及执行大会意志的常设机关。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成为公民大会最高权利的象征。议事会成员通过抽签选举产生,每次任期一年。30岁以上的公民才可以当选,一生只能当选两次。
  3. 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具有日常司法职能,也有权进行违法法案指控(稍后会提到)。审判员的资格同议事会的条件一致。每次开庭的法庭审判人员通过抽签决定。
  4. 各种行政部门。有的通过举手选举产生,有的通过抽签选举产生。每个部门负责某一具体工作,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这些原则体现了雅典民主 “主权在民、轮番而治”的特点。不同的部门之间也并非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权限交叉,互相制约”;一系列制度的设立增强了政治运行的有效性。

而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缺陷,我也集中关注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各种政治机构中,公民是否能够真正的有效参与。芬利认为雅典公民具有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雅典的民主是全体参与的民主。为了让更多人的公民愿意参与到政治中,雅典当政者也做了许多举措,包括我们熟知的发放津贴,通过津贴的发放促进公民的参与。然而,公民大会的召开实在过于频繁。大会每年都要召开40余次,我们不能指望每一次会议所有公民都能到齐。据资料显示,大会出席人数通常在4000-5000人,占雅典全体公民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除了讨论重大议题时会有6000人及以上参与。这类现象在陪审法庭的参与度上也有体现。另外在出席的公民中,居住在城市中的公民居多。由于交通的不便,很多居住在城外的公民很难放弃农业生产,长途跋涉,专门从事到政治活动中。除此之外,虽然每个公民都有创议权,有权在会上自由发言和讨论,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真正在会议上发言,发言通常被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所主导。而且议程规定,公民大会在一天内举行,当天必须做出决策,难免有些仓促。

二是关于雅典司法制度的问题。雅典同样也是一个重视法治的社会。雅典民主强调“法律至上”。雅典政治机构所从事的活动,也必须遵守法律。雅典的陪审法庭作为司法机构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雅典的政治结构终究与现代社会有较大不用,或者说雅典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例如,在民众法庭中,雅典公民只能以私人名义发起诉讼,并没有现代国家中的独立检察机构,在执行类似于现代的“刑事案件”恐怕缺乏强制性和有效性。另外,程序的正义未必代表结果的正义,这里两个例子进行简单的对比。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判“亵渎神灵”罪,经过民众审判处以死刑。有一个名叫弗里娜的下层少女同样背叛“亵渎神灵”之罪,被判处死刑。在审判辩论的关键时刻,杰出的律师希佩里德斯,猛地扯下弗里娜的长袍,将其裸体展现在陪审团的面前。辩护人动人的言辞打动了陪审团,弗里娜被改判无罪。这两个故事被画成了两幅世界名画,即法国画家雅克·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和格罗姆的《最高法院与名妓的身体》。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对他们的指控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可抛开这个不谈,同样被指控“亵渎神灵”,为什么会一死一活?或许我们可以说,审判人员认为他们两人对城邦的危害程度不同。但是,我们又怎敢否定男性审判人员没有被弗里娜的美丽胴体所打动?又没有被苏格拉底高声辩论,嘲笑讥讽所激怒?从程序的方面来看,两场审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参与审判的公民代表雅典全体公民的意志,审判的程序严格遵守希腊法律,被告也行驶了辩护的权利,可是我们却不能断言结果就是正确的。案件的判决不是取决于证据和事实,而是依靠辩护,决定于陪审员的意愿,可见雅典直接民主制度下司法的主观性、随意性。

这样也就引申到接下来一个问题,对于雅典有没有产生“暴民政治”,公民又有没有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所鼓惑而做出不利于城邦的决定。对此雅典有没有产生“暴民政治”,芬利持否定态度。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这本书中,他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1. 大部分男性都有直接的政府管理经验,有一定的政治素养;
  2.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有足够多的专家向公民进行说明;
  3. 通过口头的方式,联系更加紧密,也阻止了类似于政党的政治团体的形成;
  4. 参与的公民数量众多,且每次通过抽签的方式,很难贿赂;
  5. 雅典具有一系列审查制度,最著名的是陶片放逐法和违法法案指控。

那些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尽力去说服其他公民支持自己的观点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称呼为“蛊惑家”。“蛊惑家”未必是个“贬义词”。“蛊惑家”们凭借演讲的口才,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在客观上确实会提供一些可行的意见和措施,担当起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然而,“蛊惑家”们煽风点火,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欺骗手段激起民众的偏激情绪,从而使公民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例子有许多,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远征西西里。雅典人民不听从尼西阿斯的分析与劝告,被亚西比德所鼓动,毅然决定发动远征,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通常把目光聚集在所谓的“蛊惑家”身上,认为是他们利用民众的无知,博得民众的信任。事实上,在远征西西里之前,并不缺乏有人对这次行动进行详细分析,也不缺乏理性的劝告。做出远征决定的不是亚西比德本人,而是参会的全体公民。参会的大多数公民上也认同远征西西里,他们对征战充满热情,对自己盲目自信。亚西比德所做的只不过是顺应民众心理罢了。有学者认为,这也正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制度缺陷和雅典人的性格缺陷。因此,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群众都具备在公民大会上客观、理性地做出决策的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专业性的复杂问题。纵使我们可以将错误的决策归结为“蛊惑家”的煽动,但根本原因还是雅典直接民主制度的缺陷。

古代雅典的审查制度主要体现在陶片放逐法和违法法案指控。芬利认为处死和放逐,都是阻止危害国家者的有效方式。陶片放逐法就是通过投票强制将某个人放逐,目的在于驱逐可能威胁雅典的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芬利认为陶片放逐法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僭主的恐惧,人们有对政治领袖有一种不可靠感。违法法案指控即任何公民大会通过法案若与现行法律相悖,或通过的时候不符合法定程序,公民可以在法律通过一年内向法庭提出诉讼,追究法案提出者以及会议主持者的责任。芬利认为这项制度用节制了平等言论自由权利,以及赋予人民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他们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他认为雅典的自相矛盾在于相反的方向,它保护整个公民大会的自由,也通过否认公民大会个体成员的豁免权而保护个体的自由。24页。

古代雅典的审查制度无疑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完善,它赋予人民捍卫民主制度和追责的权利。可是,陶片放逐法驱逐了人们认为对城邦存在潜在威胁的人,也驱逐了人们厌恶的人。像是阿里斯泰德、地米斯托克里、西蒙,他们曾经声名显赫,但后期图谋专权,与雅典群众的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公民们将他们放逐;像是阿里斯提德,很多人对阿里斯提德“正义者”的名望已经非常厌恶,纵使他们可能并不认识阿里斯提德,但是公民们依然将他放逐。违法犯指控使得法案提出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纵使在当时这项法案取得了大多数公民们的支持。

从维护城邦政治来讲,雅典的制度设计无疑是无比正确的。一系列制度代表着全体公民的意志。人们恐惧僭主的产生,也必须要让那些危害城邦政体的人付出代价。即使存在所谓的“民主泛滥”“多数人暴政”,但对公民群体本身来讲,依然是有利的。例如在一个叫奥裴泰斯的职业预言家的鼓动下,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教授天文学或否认超自然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罪行。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难以理解。但就当时来讲,这项决定有利于排除与主流思想不合的“异端思想”,维护政治体制的稳定,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但正因这样,我们更不可忽略雅典民主政治的制度缺陷,很多甚至连字都不认识的群众,怎能完全依靠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雅典的直接民主存在较大的缺陷。

 

四 雅典民主政治的终结和反思

有的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可以归结为统治结构的内部原因,但雅典的灭亡却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和敌人势力的强大,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这个观点很显然是片面的。我们从不敢断言雅典民主制度就是一项稳定的制度。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小生产者破产,民主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调动强大的资源抵御外敌,雅典自然走向了灭亡。

摩西·芬利在古代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但由于专业性较强,学术水平较深,对翻译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其著作也比较难懂。受限于水平的限制,我很难清楚地了解芬利的主要观点。因此本篇文章仅仅是提取其部分论断,来探讨我个人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

虽然芬利的著作一向以“古代”命名,在英语中也就是“ancient”,并且强调的是“古代的世界”;但其研究的范围几乎只涉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且倾向于民主制的雅典,仿佛将古代西亚、古代中国等在内的其他悠久文明排除在了“世界”之外。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以“古典”一词(Greco-Roman world)更为合适。

事实上,在古代的世界的诸多文明中,都有民主政治的影子。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在各地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国家形成之后,例如早王朝至乌尔第三王朝的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古代印度的共和国、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民本思想和“国人大会”,依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然而它们更多的成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被完全的君主专制制度所取代。从这点看,雅典民主无疑是历史性的、开创性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雅典民主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制度缺陷。其直接民主的范围,往往仅限使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建立在农业奴隶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也并不能真的代表所有人的利益。雅典政治中的一系列举措虽然维护了制度的延续,但也将自己的发展陷入桎梏。

芬利认为雅典民主制度较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许多优越的地方;在今天的圣马力诺和瑞士等国家,依然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子。但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可能具有其双面性。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其适用范围和最终效果的局限性,而西方民主制度作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广大民众。我们在评析某一政治制度,必须全面深入地来看待。

 

 

参考资料

[1]M.I.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M.I.芬利.古代民主共和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施治方 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黄洋.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J].历史研究,1999,(4)

[5] 王瑞聚 邹远修.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 ———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J].齐鲁学术,2002,(5)

[6] 周洪祥. “蛊惑家”与雅典民主[J].广西社会科学,2005,(6)

[7] 王磊. 雅典人的性格与其民主政治的缺陷———从远征西西里的辩论谈起[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1] 由于本文成文较早,大约在10月中旬的时候业已完成,当时在《世界古代史》课程中还未开启古代希腊的学习,所以更多的是以高中阶段历史教育所带来的观点为对象,进行反思与思考。现在完成了古代希腊的学习,觉得本文内容浅显,无新创意。——作者注

[2]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14页

[3] 施治方、郭方:《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

[4] 晏绍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